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以淵博的學識和勇于開拓的精神，開辟并領導了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事業，其讀書治學之道主要可概括為：博覽、求真、務實。這6個字的讀書治學之道，對我們今天的讀書治學仍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博覽

李大釗博通典籍、深思好學。少年時，他的私塾先生曾這樣評價：“嗜讀書手不釋卷，博聞強記，品學兼優。”中學時的同學這樣回憶：“生性儉易，聰爽絕倫，受課之余好讀康梁文字，手把一編，日無暇息。”他的一生，除為革命奔走外，許多時間都伴著黃卷青燈，埋頭苦讀，伏案疾書。李大釗讀書具體數量已不可考，但其著述400余篇，百萬余字，引用國內外書刊500余種。僅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李大釗發表的論文、演講、雜文、講義等就有140篇，平均每6天發表一篇。在一篇談論“彈劾”的短文中，李大釗旁征博引，貫通古今中外，不僅引述《后漢書》《說文》《六書》用作文字考證，而且還用《法蘭西憲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有關條文作詮釋。李大釗所讀的書，可以從他所寫的文章中透露出，他讀過盧梭的《民約論》和托爾斯泰的書，并且深受其影響。

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曾贊嘆李大釗閱讀量之大，他回憶在北京與李大釗交往的情景時說：“羅素訪問中國時，我只讀過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學》和《哲學問題》等三部著作，李大釗卻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讀過一遍。李大釗還用英文讀了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李大釗在《言治》上發表的文章、通訊、詩詞共28篇首，從文章中所引述內容及用詞用典，足見其淵博的學識與深厚的基礎。

求真

李大釗讀書，對書中的議論決不盲從和迷信，而是采取思考、商議的態度。李大釗說：“知識是引導人生的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愚昧是達到光明與真實境界的障礙，也就是人生發展的障礙。”他反對死讀書，認為念書而不思考有可能變成蛀書蟲，好學生不能死啃書本，對世界上的事情毫不關心。他教育子女“不要光在課本上兜圈子，你們也應該學著看一點課外讀物，把眼光放遠大一些。開闊開闊視野才好”。他認為“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淚也”。一本好書應“喚醒眾生于罪惡迷夢之中，啟發眾生之天良，覺醒眾生之懺悔，昭示人心來復之機”。絕不應是以“愁怨之聲，凄愴之語，痛人心脾，斷其希望”。他強調讀書要和現實相結合，寫在書上的是前人或同時代人的思考成果，而社會向前發展的進程從未停滯，如何與時俱進地把握時代發展的進程和規律性，變成了讀書時必須的思考。

李大釗治學的求真思想還體現在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的讀書方式上，他讀書時隨時做筆記，把要點記下來。他認為記筆記的方法可以各取所需：一是看完一本書，把這本書的大綱、要點記下來；也就是把這本書里的精華部分吸收下來，成為自己的東西，不致天長日久就忘得一干二凈。二是寫卡片，把這本書里的主要材料，覺得可以運用的就抄下來。這樣的方法已經化為一種思想和習慣，在李大釗的日常讀書與寫作中隨處可見。但李大釗反對將資料和觀點不加考證和思索的照抄照搬，他援引別人的觀點時總是經過自己消化吸收了的。比如，他曾師從有賀長雄，學習《國法學》，卻在《國情》一文中批判了有賀長雄；他曾師從浮民和民，學習《社會學文獻選讀》，卻也在《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中批判了浮民和民。他認為這些老師都是有豐富專業知識的學者，但他們歧視中華民族的觀點和態度是錯誤的，不可取的，必須清除他們思想帶來的影響。

務實

李大釗認定“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以此態度求學，則真理可明；以此態度做事，則功業可就。”他鄙視那種泛泛空談，不老老實實學習，不認真解決具體問題的人；他同樣最厭惡那些閉門造車，不同現實相聯系，不把知識服務于人類的人。他認為“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與真實，只要有了光明與真實，什么東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險”。李大釗說：“知識是引導人生的光明與真實境界的燈燭。”要達到光明與真實，就要學習知識。自1907年9月起，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讀了6年書，為的是“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他憤怒控訴反動政府不準人們學習新知識、接觸新思潮的行徑，指出：“禁止人們研究一種學說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行，禁止人們信仰一種學說的，犯了教人虛偽的罪惡。”

他通過各種方式努力踐行知行合一的治學理念，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創辦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再論問題與主義》，使一切反馬克思主義謬論相形見絀。一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至今放射著歷史的光輝。他認為，“國人第一弱點在凡事皆以感情為主，不以理性為主。上至軍國大計，下至私人交際，但見感情作用，不見理性作用。國人第二弱點在凡事好依腕力而爭，不依法律而爭”。他認為對國人心理結構的改造將是伴隨著物質資料提供的豐盈程度而發生漸進演變的過程，只有經由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來實現。

為此，1917年之后，為深入了解馬克思主義，他認真閱讀和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聯系中國社會現實，為振興中華尋找“根本解決”之路，最早提出“實際行動”的主張。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際，他積極響應愛國青年并迅速成為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在《新青年》上發表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順應時勢介紹并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打響了第一槍。他沒有提出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卻十分明確地提出對馬克思主義的應用必須與時俱進，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所不同，而不應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教條和空談。這些皆是李大釗讀書求真知、務實求真理治學之道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