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而臨近年終歲尾，在城里辛苦打拼了一年的農民工們，最大的心愿就是帶著厚厚的錢包、背起鼓鼓的行囊回鄉與家人團聚。

目前，中國的農民工總量逾2.88億人。為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黨和政府不斷加大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力度。從2019年11月15日到2020年春節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堅行動正在全國展開。給被拖欠薪資的農民工們一個滿意的結果，是這個冬天所有人的熱切期盼。

報案現場

“不給簽合同的活兒，別干！”

“我們有的工人回家的車票都買好了，他們還拖著不給錢！我們只能來找政府！”

2019年12月25日，離新一年到來只剩幾天。一大早，在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保障監察隊的2號業務窗口前，圍了十幾個一臉愁容的農民工兄弟，憤怒地向工作人員訴說近段時間被拖欠工資的遭遇。大家七嘴八舌，嗓門越來越高，安靜的辦事大廳“轟”地一下喧噪起來。

“大家先不要急。留一兩個人在窗口講，讓我先了解情況。那邊有椅子，其他各位歇歇坐坐，喝口水。”窗口內，身穿藍色制服的工作人員向前欠起身，語氣平和鎮定地說道，緊繃的氣氛稍微緩和了些。

有人轉身到后排坐下了，也有人只是退了幾步，依然眉頭緊鎖，雙手插在胸前，伸著頭站著看。這樣的討薪現場，令人揪心。

戰才成的老家在四川巴中，來北京打工已有十多年，干得是高空作業的危險工作，也就是“蜘蛛人”。今年是他頭一回遭遇欠薪這件鬧心事：“這些工友都是跟著我來干活的，結果30多個人都沒拿到工錢。”

“我們干的是朝陽區某街道的亮化工程，現在項目完工都3個多月了，我們還沒拿到錢。眼瞅要過年了，街道是亮了，可我們咋辦？”

來到朝陽區勞動保障監察隊投訴的前一天，戰才成和工友們先到項目所在的街道辦尋求調解，結果發現他們一直以為自己在給承包該工程的甲公司干活，但實際上甲公司已經把勞務部分承包給了乙公司，乙公司又通過包工頭雇傭了戰才成等人。現在是甲、乙公司相互踢皮球，誰都不愿承擔責任。沒辦法，戰才成和工友們找到了朝陽區勞動保障監察隊。

拘謹地坐在辦事窗口前，戰才成手里一直捏著厚厚一沓工友們的身份證復印件。

“你們和誰簽的用工合同？”工作人員詢問起細節。

“之前我和那個包工頭認識，他介紹我們來的。我尋思都是熟人，就根本沒想合同不合同的。”戰才成說。這相當于現在工人們手里并沒有任何憑證。怎么辦？

“這樣，你先給我一個乙公司聯系人的電話，我跟他們溝通下，看看他們現在承不承認你們是給他干活了。”工作人員說。

過了10多分鐘，工作人員回到了辦事大廳，焦急的工友們呼啦一下將他圍在當中。工作人員告訴大家：“剛才打電話過去，是乙公司的負責人楊總接的電話。我說明了情況，他們承認了雇傭關系，也承認工資沒發到位。現在他們提出過幾天先打款4萬元。”工人們緊繃的臉上終于有了一絲笑容。

乙公司雖然在監察隊的施壓下，口頭承諾會支付一部分錢款，但畢竟還沒有落到實處。工作人員建議，戰才成和工友們接下來還是要找直接聯系他們的那個包工頭先寫個欠條。“寫清楚欠你們多少人多少錢，你們手里最好得有個憑證。”然后又給了戰才成幾份表格，一一告訴他該如何填寫，“如果乙公司沒有按時打款，你們填好表格后可以過來立案”。最后又囑咐大家：“以后可別什么活兒都接了。記住，不給簽合同的活兒，別干！”

“在建筑市場上‘老鄉帶老鄉’的現象仍大量存在，很多農民工還沒有意識到簽合同對自己來說是一個法律上的保護。”朝陽區勞動保障監察隊隊長劉士廣說，處理這樣的案件，工作人員首先要取證：工程是由誰包給誰的，工人又是誰找來的，到底有多少工人參與了施工，誰能證明。將這當中的層層關系鏈條捋順、證實后，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工資都可以要回來。

一個月前，60多歲的農民工老邱就在有關部門的幫助下剛討回了被拖欠的工資。

同樣是輕信了“老鄉”關系，老邱和10多名工友的工資尾款拖了一年也沒拿到。“那年結工資的時候，老板說工程款尾款還沒到，工資只能先結一部分，剩下的年后再給。我想老板和我們都是一個地方的人，相互體諒體諒，緩一緩應該沒啥大問題。”結果后來老板的公司經營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老邱遲遲要不回剩下的工錢，再加上用工雙方之間沒有欠條等物證，老邱只好從此踏上了奔波討薪路。“我從老家來一趟公司的車票是50多元，來回就得100多元。一年里前前后后來了三四趟。老板總共欠我不到1萬元，怎么就不能痛痛快快地給我呢？”

自行溝通無果后，2019年11月27日，老邱終于走進勞動保障監察部門進行投訴。12月2日，涉事企業老板就被約談，并同被欠薪的農民工當面溝通。12月16日下午，老板終于在調解室現場為老邱他們支付了全額工資。激動的老邱緊緊握著工作人員的手說：“拖了一年多的工資，終于要回來了！感謝政府！”

討薪前線

“不讓你們兩手空空回家過年”

朝陽區勞動保障監察隊監察二組組長韓正武來隊里工作已有11年。在他看來，“責任感”是做好幫助農民工討薪這份基層工作的第一前提。“我們經常會到一些突發現場，情況危急。在這種情形下，溝通技巧是最重要的。這個時候，任何可能刺激情緒的話都絕對不能說。一旦鬧起來，后期的工作也將會非常困難。在現場說的話必須要站在投訴人的立場，真正替他們考慮。要真正體諒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們內心的怨氣，并想盡辦法幫他們化解怨氣。”

有一次，韓正武和同事接到任務，一群被拖欠薪資的農民工聚集在項目工地，現場人越來越多。該如何安撫大家？

在工人們里三層外三層的包圍中，韓正武拿著喇叭說，“我們是代表政府來幫大家解決困難的。大家遇到了什么事，一個一個說。我身上帶著執法儀，現場記不住的，執法儀也能錄下來。我回去肯定要一一詳查，為的是給大家滿意的答復”。

韓正武告訴記者：“當時的情況下，一定要給大家一個宣泄的出口，讓工友們把遇到的困難、把平時沒機會說的話都傾訴出來。傾聽他們的訴求，也有助于我們從各個角度去了解真實情況。”

一份真心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那天，當韓正武和同事撤離現場時，農民工們站在路邊自發地鼓起掌來。“那一刻我才松了口氣。”韓正武說。

在隊里，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有的監察隊員真心實意地勸慰來投訴的農民工兄弟：“你們兩手空空地來尋求幫助，我一定不讓你們再兩手空空地回家過年。”一番話讓怒氣沖沖進門來的農民工感動得流下淚。

有的農民工擔心投訴舉報后案件處理時間過長，韓正武和同事們就加班加點爭取盡早完成調查進度。“盡管規定要求監察隊在接到投訴舉報后60天內作出處理，但實際上一般的案件，最多只要20天就可以辦結。”

除了那些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外，有些企業的確是本身有困難，比如只是暫時資金周轉不靈或者在發展中遇到了風險。這就需要在具體辦案中加以分別，平衡好企業與農民工雙方的權益，不能將企業都一棒子打死。

“在為農民工討薪的同時，我們也要向企業主普及法律知識，督促企業合法經營。”據韓正武介紹，如果確認企業并非惡意拖欠工資，就要一邊明確底線，一邊予以體諒。“像一些涉及人數較多的拖欠案件，企業要籌措、墊付幾百萬元的薪資，不是一兩天內就能到位的，這些實際情況在工作中我們也都要考慮周全。”

在韓正武的印象中，有一件項目完工后一年多才接到投訴的欠薪案件，是唯一用足了兩個月調查期的案件。“結案那天，就在我們隊的大會議室里，拖欠工資的企業現場給工人們發錢。人站了滿滿一屋子。工人領完錢、簽完字，臉上露出笑容。那一刻讓我覺得勞動監察工作雖然充滿挑戰，但特別有意義。”

措施得力

有關部門重拳頻出

工程違法分包、層層轉包導致用工秩序混亂、利益鏈條長，是治理欠薪問題的一個重點。無論這個鏈條中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最終受害的都是農民工。像戰才成和工友們遇到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人社部勞動保障監察局局長王程認為，要根治欠薪，特別是工程建設領域的欠薪，就要堅持把功夫下在平時，堅持日常抓、時時抓，對欠薪問題抓早抓小，加大日常監察執法的力度，一手抓企業工資支付制度建設，落實企業工資支付的主體責任；一手抓欠薪隱患和案件處置，把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防止積累成為積案，減少農民工兄弟越到年底著急回家、越需要錢，越拿不到錢的情況。

為了治理這一難點問題，國家層面在不斷織密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之網。

自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以來，落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屬地監管責任得到有效推動。

2017年9月，人社部出臺《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管理暫行辦法》，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制度，將拖欠工資違法失信用人單位列入黑名單。

2018年開始，拖欠農民工工資黑名單陸續公布。2019年上半年，人社部公布了3批次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黑名單共180條，并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依法實施聯合懲戒。上了這個黑名單的企業在參與工程項目招投標、信貸融資等方面都會受到限制，企業法定代表人也會被限制高消費。

更嚴重的惡意欠薪則可能觸犯刑法。2011年，刑法修正案將“惡意欠薪”正式列罪，“拒不支付勞動者報酬”被納入刑法調整范圍。2011年至2019年9月，人社部門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2.6萬余件，各級人民法院對7674名被告人判處拘役或有期徒刑，有116人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9年9月，國務院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通報了2018年度各省級政府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考核情況，其中有3個地區的省級政府負責人被約談。

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季攻堅行動開展近一個月來，各地共處理欠薪案件6654件，共為8.1萬名農民工追發工資待遇10.75億元。

根治欠薪

2020年基本無拖欠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視察時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離不開農民工的辛勤勞動和奉獻，全社會都要關心關愛農民工，要堅決杜絕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現象，切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2019年12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四川成都的一處工地視察時說，農民工沒日沒夜、加班加點，掙的都是辛苦錢。拖欠甚至惡意拖欠他們的工資是昧良心行為，必須堅決根治。

為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2019年12月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草案）》，進一步明確了用人單位主體責任、政府屬地責任和部門監管責任，提出在用人單位、建設單位、承包單位將工作任務、工程發包給個人或者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的單位的情形下，一旦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由發包單位依法承擔清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責任。

在韓正武看來，“草案中的這一條款，給我們基層辦案人員提供了抓手，處理這種層層轉包導致的拖欠農民工薪資問題會更加有效”。

多部門聯合執法的重要性也越發凸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作為國務院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的成員單位，積極構建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與刑事司法的“直通車”。

另外，隨著社會發展，除了要關注在傳統行業就業的農民工，也要及時關注在新業態就業的農民工。如今在外賣小哥和快遞員中，也存在著外包用工、臨時用工等現象，這其中的欠薪隱患需要各相關部門盡早介入關注。

根據國家統計局監測數據，2008年農民工欠薪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2020年的目標則是實現基本無拖欠。

“有了完善的制度建設、明確的責任落實和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根治欠薪，我們基層工作人員很有信心！”韓正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