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之一，他在革命生涯中一貫注重實際，講求實效，反對任何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特別強調“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毛澤東曾稱贊他是“堅強的老戰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來稱他是“人民之光，我黨之榮”。

“實事求是”就是在現實中堅持真理

在工作和生活中，無論對自己、對他人，徐特立都踐行著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

對自己堅持實事求是。正確認識自己、對待自己，謙遜克己，不圖虛名。在中央蘇區時，徐特立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由于部長瞿秋白在上海，因此蘇區教育工作實際上由徐特立主持。1934年2月，瞿秋白來到瑞金。徐特立馬上向中央提出，秋白同志年輕有才干，是黨中央負責人之一，應該由他任部長，得到中央同意。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倆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使蘇區教育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兩人之間也結下了真摯的友誼。

眾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澤東就讀湖南第一師范時的老師，而毛澤東致徐特立60大壽賀信中的肺腑之言——“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則更是令人對這對師生之間的深厚情誼所感動。對此，徐特立從來不沾沾自喜，更不曾高高在上、得意忘形。他總是說：“從前我在湖南第一師范教過書，當過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師，而毛主席是我的終身之師——是他帶我這個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言辭懇切，實事求是，充滿著對毛澤東的愛護和尊重之情。

對待同志堅持實事求是。徐特立在長沙稻田師范當校長時，有幾個學生在廚房與工友吵起來，打爛了一籃碗。工友很生氣，堅決要求徐校長掛牌開除這幾個學生。第二天，徐特立果然掛了牌，但上面寫的不是開除學生的公告，而是一首詩：“我愿諸生青勝藍，人力物力莫摧殘。昨夜到底緣何事，打破廚房碗一籃？”徐特立的牌子掛出后，學生作了檢討，工友也心悅誠服了。徐特立歷來主張教育學生“不應該用強制的方法，更不應該有粗暴的態度”。他認為“我們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國民，不是教順民，應反對無理的服從以及自己沒有了解的盲從”。對待青年學生如此重視思想教育，值得我們學習和推崇。

曾有一段時間，徐特立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部代部長，社會教育局局長王昌期不服自己在1933年2月進行的查田運動中被定為地主階級，多次向上級申訴。徐特立多次與中央土地部及中央工農檢查部商議派員復查，同時派教育人民委員部巡視員羅振邦前往參與復查，要求他們同有關方面核實情況。在地方蘇維埃政府配合下，巡視人員對王家土地等財產的綜合情況進行反復核對，最終認為王家的階級成分定為中農比較符合實際，從而使這起錯案得以糾正。這個案子的正確解決，促進了查田運動的順利進行，也大大調動了舊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昌期的積極性。從此，他工作更加努力，還擠出時間撰寫了《蘇區教育的發展》一文，宣傳、歌頌蘇維埃建設的成就，刊登在1934年9月29日的《紅色中華》報上。

“實事求是”就要統籌兼顧，不能只顧眼前

1940年，黨中央為了培養科學技術人才，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學院，徐特立被任命為院長。

當時，對于如何進行我們黨的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的建設，在自然科學院甚至在黨內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邊區科學技術人才缺乏，在開展大生產運動以后，這個矛盾更加突出。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陸續建立了一批工廠，如石油廠、紡織廠、化工廠、機械廠、造紙廠、煉鐵廠以及兵工廠等，這些工廠都迫切需要技術人員。就當時有限的技術力量，怎樣使用？是統籌安排，讓一部分科學技術人員參加生產建設，另一部分人員搞好科學教育工作、培養新生力量，還是只顧眼前生產建設的急需而不辦、緩辦科學教育，或者只顧辦科學教育而不考慮當前生產建設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張只搞生產建設，不必辦正規學校，如果辦學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術教育，不必搞系統的教學。他們甚至主張把自然科學院改為比較高級的職業學校。

徐特立主張統籌兼顧，不能只顧眼前，不考慮長遠需要，既要支援當前生產建設的需要，又要堅持把自然科學院辦下去。他認為，我們黨的科學技術和教育工作，像政治、經濟、軍事等工作一樣，每一步驟，既要從我們當前的實際需要出發，又要照顧將來。“見近不見遠”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實利主義；“見遠不見近”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主義。他主張黨的方針政策“應該顧到實際條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沒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礎，幻想提高科學是不可能的。如果當抗戰開始時，在邊區即提出學校正規化，不需要軍事和政治的訓練班，是非實際的。如果當沒有中小學生的時候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學院也是非實際的。但是有了起碼的條件，只等待著條件完全具備，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條件下加以創造，只知道天定勝人而不知道還有人定勝天，同樣是錯誤的。可以說，空想主義和實利主義對于科學建設同樣是有害的”。

徐特立認為，理論必須與實際密切結合。他說：“研究科學如果停止在書本上（即原則上），與停止在解決目前的生活問題上，同樣是非實際的。”他還把讀書、鉆研學問生動地比作打仗，要注意兩點：第一是“攻堅”，第二是“掠野”。所謂“攻堅”，就是要像攻克敵人的據點一樣，掌握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和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學術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長期刻苦鉆研的結果。但是只“攻堅”還不夠，還必須更廣泛地學習新的知識，擴大知識的廣度，這就是“掠野”。學習就像作戰一樣，“其中心對象是守住中心據點，一切掠野是為著攻堅，是為著守這一據點”。

徐特立還強調指出，我們研究自然科學是為了認識客觀規律，按照客觀規律進行經濟建設。他說：“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學，無法跳躍其必然階段，人類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據它的必然性來支配。我們今日來談科學建設，首先是對于科學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會變成無原則的主觀主義者，和無原則的實利主義者。”

我們黨長期革命建設的經驗和教訓，證明徐特立這些意見是十分正確的，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徐特立站在歷史和全局的角度，終于把自然科學這株幼苗在貧瘠的荒山上建立起來，為黨培養了一批科技骨干力量，奠定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基礎。

“實事求是”不能“自以為是”

新中國成立之后，徐特立關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黨的優良作風。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名老黨員，一名黨的高級干部，應該時刻不忘保持黨的優良作風，特別是保持“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的工作作風。

1949年10月21日，在為《河北教育》創刊號題詞時，徐特立寫下“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他在附言中進一步說明：“黨的學風應該是實事求是；學校的學風和辦教育刊物的作風，也應該實事求是。”他指出：“在年高、位高、學高、‘功高’的四種高人面前，則‘自以為是’四個字，就是第一等的障礙物，首先就障礙了自己的前進（即障礙著‘實事求是’），不接受他人的批評，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主要是害怕丟臉——以被人批評，被人指責為恥辱，反不以‘自以為是’為恥辱。”

同樣，1950年徐特立給湖南第一師范的題詞以及1963年在上海的題詞，均強調以“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作為我們的黨風、校風和刊風，作為我們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準則。他說，我們黨的延安整風“連續大整兩年，三風之一風是學風，學風中最主要的是‘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兩句話九個字，這九個字可以用來測量黨員的學習風氣，尤其是有教育責任的黨員及干部，更應該嚴格執行這九個字”。他經常利用講課和研究的機會，明確要求這九個字要配合使用，不能獨立行之。他說：“單只是不自以為是，如調和派，不負責任，好好先生，自己沒有正確和堅定的主張，這是不能成事的，其結果必歸于失敗。”

徐特立還精辟地指出，“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的本質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沒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設，一切工作與學習都會有偏差，都會有走上惡風的危險”。他認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作風、黨的作風、無產階級的作風，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是關系著我們黨的事業能否勝利發展的重大原則問題。他還深有感觸地指出：“‘實事求是’一語說起來十分簡單，做起來難于登天。尤其是有學問的知識分子，賣學問，賣知識，常常不問市場情況，一切從主觀出發，不易接受批評，又缺乏反省（即缺乏自我批評），以學風中毛主席所指出的話來概括，就是‘自以為是’。”

1953年4月16日，徐特立給《新觀察》編輯部寫了一篇短文。他在短文中說：“自以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個病態。生命是不斷的新陳代謝。自以為是者，他保存舊有的東西不加自我批評，舊的物質不排泄，就無法吸收新東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斷絕。如果他是一個老頭，他將就木，危害社會還不大，就可讓他頑固；而年輕人，前途遠大，成熟過早，目中無人，不獨危害自己，同時更會危害社會。少年得志，成功者少。古代狀元，無一學問者，就因為他自以狀元了，自以為是，就是主觀主義，如果主觀主義再形成一伙，就是宗派主義。”

1958年，社會上刮起了“浮夸風”“共產風”，一些人為了“放衛星”，弄虛作假，欺上瞞下。這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過河南，到一個公社參觀棉田。當時薄霜降過，又逢陰雨，棉桃大都沒有綻開，而介紹情況的同志卻滿口“豪言壯語”，聲稱畝產皮棉能達幾百斤。徐特立當即表示：“我不相信，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等我回來還要到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紹情況的人還說稻子畝產能達上萬斤。他聽了，更加不高興地對周圍的同志說：“這不可能！不透空氣，稻子怎么能生長呢？這是普通常識嘛。”

從河南回京后，徐特立心情沉重。后來有關方面通知他去徐水參觀，他堅辭不去，并感慨地說：“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困難了。但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對于共產黨員講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徐特立深有體會，他說：“講大話容易，到頭還是老百姓遭殃。”

1961年，黨強調發揚民主精神，總結三年“大躍進”失誤的教訓。這年秋天的一個早晨，徐特立用毛筆在一張舊公文紙上，工工整整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浮夸風其目的是騙他人，結果把社會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臺，并人格也喪盡。一切自謂聰明缺乏考實作風者必遺害社會且災及子孫。”真是下筆千鈞，發人深省。

（作者葉介甫單位：中共中央統戰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