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杭城秋意漸濃，在浙江大學熱能工程研究所的一間辦公室里，我們見到了當天的主角——工程熱物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岑可法。80多歲的他依然活躍在教學科研第一線，每天工作6小時以上。岑院士記憶力很好，又健談，普通話里依舊聽得出廣東鄉音。

1962年，27歲的岑可法在莫斯科獲得副博士學位，公派留學4年，他把津貼省下來買了400多本書，裝了滿滿5大書箱，毅然回國，回到浙大。“回國買火車票的錢是我自己出的，當時想給國家省點錢。”岑可法回憶道。

當時的浙大條件十分艱苦，岑可法婚后和同在浙大任教的夫人各自住了兩年的集體宿舍后，才分到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一住就是10年。從國外帶回來的書沒地方放，只好堆在地上。

“在艱苦的環境中奮斗，更有動力。”岑可法說。當年留學莫斯科，不少同學選了制造火箭、核潛艇等尖端學科，岑可法卻傾心既不起眼又臟的專業——“煤的燃燒”，他的理由是：“中國是產煤大國，煤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能源不發展，工業怎么能發展”……

上世紀70年代初，國內電廠換成油罐燃油發電，隨著全球石油供應緊張，這種模式成本高、難持續，但若恢復燒煤設備，時間上又等不起，怎么辦？岑可法站了出來：用煤粉、水、添加劑按照一定比例做成水煤漿，以之代替燃油發電。對于這個大膽的想法，馬上就有人反對：“加了水怎么燃燒得起來？”迎著懷疑的目光，岑可法說干就干。他大膽沖破固有理論的藩籬，同時調度中科院六個院系以及電廠的科研技術人員一同攻關。最終，“水煤漿代油”新技術攻關成功，每年能為國家節約替代燃油150多萬噸，兩年間就產生經濟效益53億元。這事還驚動了美國能源部，其調查結論是：該技術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國情在變，創新不止。洗下來的煤泥順著雨水流到河里，魚死了；流到稻田里，稻子枯了……如何將煤泥和煤矸石變廢為寶？岑院士和他的學生倪明江博士又開啟了國家攻關課題。上世紀80年代，洗煤泥結團燃燒技術讓煤泥和煤矸石的燃燒效率比燒煤還高，很快在全國得到推廣，并獲國家科技發明二等獎。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爐照破夜沉沉。煤給人們帶來了光和熱。上世紀80年代末，岑可法開始擔任浙江大學工程熱物理學科的帶頭人，30多年來育人無數。他能把不同年齡、不同層次、不同特長的成員凝聚在一起，面向國家重大需求攻堅克難。無論是從本科生到教授組的梯形機制，還是創新的“導師群體培養”，他對年輕人的提攜不遺余力。目前，團隊成員僅最年輕一代中，就已走出國家“萬人計劃”領軍人才3人、青年拔尖人才3人，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3人，青年長江學者2人。

能源清潔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王智化教授，跟隨岑院士讀博時就開展了對活性分子多種燃燒污染物一體化脫除技術的研究，此技術獲得浙江省發明專利金獎。1982年出生的薄拯教授讀博起就得到岑院士的悉心指導，在美國完成博士后研究，岑院士又通過浙大海外優秀人才計劃將其引回來，主要研究石墨烯新材料儲電技術，是浙大最年輕的學院副院長之一。

“我的作用在慢慢變為助手，讓年輕人上去。”岑院士指了指自己的腦袋微笑著說，“因為我動腦筋的基礎比較扎實，能出點主意，再就是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在岑可法看來，愛國主義是一種大愛，可以延伸出愛母校、愛同事、愛團隊等更多內涵，“心要寬，有大愛，在一個團隊里既要能上也要能下，既要能做主角又要能做配角。”

從基礎研究、技術研發，到產業應用整條科研產業鏈，岑可法帶領的團隊迄今已獲國家級三大科技獎勵18項。成績只代表過去，岑可法經常勉勵團隊成員，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想法。“搞研究不能等著國家來給你出主意，國家只出一些大的方針政策，你得自己有想法——能去解決些什么問題。”為鼓勵學生進步，75歲那年，他拿出350萬元積蓄，設立了岑可法教育基金，目前該基金每年資助學生100多位。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岑院士談興仍濃。煤炭分級利用多聯產、生物質能高效清潔利用、太陽能熱發電、大規模制氫等前沿科學都是他的興趣所在。岑可法覺得，每天都有很多新東西要做。

“一代人必須勝過一代人！”他微笑卻又認真地說，“但老一代仍在學習在前進，年輕人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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